2023年12月 20至21日，由中关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举办的“2023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第11届数字金融大会”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举办。大会以“强化数字技术赋能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数字金融发展趋势，聚焦数字技术在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中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12月21日出席了第11届数字金融大会并以“数字金融的开放与发展”为题发表演讲。黄益平指出，数字金融的开放与发展对于建设金融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黄益平强调，未来数字金融的发展将出现一些新的特征。首先，业务的重点可能会发生改变；其次，创新的主体可能会逐步发生改变，更多的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将会在数字金融领域进行合作和创新，共同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最后，创新的场所也可能从国内市场为主逐步扩展到国际市场、跨境业务。
与此同时黄益平指出，数字金融的开放和发展需要监管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过去几年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平台金融进行了专项整治，现在已经走向新的常态化监管。未来，数字金融的发展需要更加规范和有序的监管环境，既有助于数字金融行业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也有助于国内的数字金融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大展身手。
黄益平首先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谈起。他指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主要涵盖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的具体任务：一是全面加强监管；二是完善金融体系；三是优化金融服务；四是防范和化解风险。
“同时，会议强调要重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五个领域。印象中，这是正式文件首次提及数字金融这个概念。”黄益平表示。
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优化了金融服务，革新了金融产品、流程及业务模式，彰显了数字技术在金融体系中的深度渗透与融合，因此，数字金融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作用毋庸置疑。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并未改变金融交易的本质，诸如资金融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依然存在，但运用数字技术可使金融体系的运营机制发生变革。其中，最为显著且重要的三大变革包括服务范围的拓展、效率的提升以及风险管理的优化。若这些变革得以落实，金融体系中部分传统且被广泛接受的规律或许将发生改变。
以金融业的“二八法则”为例。普惠金融推广困难，主要源于触达难度、效率低下以及成本高昂，同时风险管理也颇具挑战。以信贷业务为例，若无法有效评估小微企业信用风险，便无法为其提供信贷服务。
“然而，数字金融领域涌现出诸多创新成果，这些创新业务表明，‘二八法则’的体现在我国金融领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数字技术的助力下，原本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服务的人群比例可能已经从80%下降到40%甚至20%。综合起来看，数字金融有很大的潜力促进实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改善金融服务’与‘防范化解风险’两大目标。”黄益平说道。
展望未来，黄益平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将呈现新的特征。黄益平对未来数字金融发展有三个方面的预期：
首先，业务重点可能发生转变。过去，我国在大科技信贷和移动支付等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也遭遇了如P2P的失利。然而，仍有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突破，如供应链金融、央行数字货币以及智能投顾等。这些领域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可能需要实现较大的突破或落地。
其次，创新主体也会不断变化。2013年，互联网金融元年，创新主力主要为科技企业，甚至部分并无科技含量的小型机构。随后，传统金融机构逐渐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创新主体从以科技公司为主到科技公司与传统机构平衡发展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而且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深入、普遍地运用到金融领域，最终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模糊甚至消失。
最后，创新的主要场所也会从国内市场拓展到国际市场和跨境业务。尽管国内市场仍具重要性，但国际市场及跨境交易将逐渐崛起。这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相符，尤其鼓励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及长期资本。自2017年起，我国政府加大了金融行业的开放力度。例如，万事达顺利获得牌照，PayPal等外资企业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并在2021年成功收购国内支付机构，成为首个外资独资控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展望未来，此类事件将愈发频繁，金融体系将更加开放，数字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也将逐步扩大。
黄益平进一步谈到，在数字金融这一特殊领域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数字金融机构的“走出去”策略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关键。
近几年，新加坡凭借灵活且友好的政策环境，成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科技中心。黄益平指出，即使在并无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的情况下，新加坡仍成功崛起为金融科技领域的重要节点，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同时，黄益平观察到，我国数字金融机构在新加坡颇受欢迎。
“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其必然原因。首先，能在竞争激烈的我国市场中站稳脚跟，证明其基本素质过硬；其次，我国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为海外业务拓展奠定基础；最后，这些机构在国内具备先进技术、广阔市场、丰富经验与强大实力。”黄益平表示。
黄益平认为，客观地分析，尽管我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已经步入新阶段，部分业务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卓越，甚至处于领先地位，但仍有部分业务亟待突破。展望未来，发展较为顺利的业务可能进入一个稳定期。例如，在拥有10亿用户后，移动支付的提升空间相对有限。然而，其他业务仍存在改进的可能。可以通过持续优化现有产品，提升效率，同时研发新产品，在国内市场，仍有诸多可挖掘的潜力。
黄益平进一步指出，在金融领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然而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值得细致琢磨。最好的做法可能不是政府亲自下场，推动企业向外发展，而应致力于为企业营造有利于向外发展的政策环境。
黄益平认为，这种环境的优化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国内监管政策环境，二是全面提升金融监管的国际接轨，甚至获得一定的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我们深知，金融监管政策的终极目标在于在效率与稳定之间达到平衡。因此，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政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在确保这一平衡的前提下，为创新和效率提升留下充足的空间。这无疑是数字金融行业未来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强调，改善金融服务和防范化解风险这两大任务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仅仅实现了风险管控，却丧失了效率，显然并非我们期望的结果；反之，若创新活跃而风险失控，同样不符合我们的目标。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无疑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新加坡的监管实践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黄益平表示。
在我国，金融科技创新试点正在进行中。黄益平认为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试点的核心目标在于，在中国式监管沙箱框架下，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为创新业务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与空间。因此需要在这些方面寻求更为平衡的解决方案，同时关注未来创新业务可能呈现的各种新形态。如何在动态、灵活的支持创新业务的同时，对其进行规范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最后一项，我认为至关重要。我国监管政策与国际市场的融合问题亟待解决。多位企业家向我们表示，在新加坡进行孵化具有优势，原因在于他们发现新加坡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衔接相对顺畅。这种顺畅并非指监管政策完全一致，而是相较于其他国家，新加坡的监管政策更具融合性，东南亚国家的监管政策也更加灵活。因此，在新加坡孵化出的企业，其业务拓展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相对较为顺利。这也是我们在制定监管政策时需要关注的问题。”黄益平表示。
在线客服：
